阿熱姐
去年苗栗發生了人神共怒的大埔事件，老農到凱達格蘭大道抗議並夜宿街頭，我去了現場，待到十點半；今年農人重返凱道，我也去了，十一點才離開，距現場不到百公尺總統府，沒有任何官員出來回應，這讓我想起1989的天安門事件，人家專制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都出來接見民運代表呢…
我是三年級的後段班，八二三砲戰的時候，我正值小四。小時候，我的家庭是大家庭，三代同堂，人口眾多(最多時，「吃飯人口」曾達22人)。家裡務農，祖父及兩個叔叔都種田，先父雖在鐵路局擔任車站的副站長，但假日也都得下田幫忙農務。
我記得在中學畢業以前，每年兩期稻作收割之後，父祖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，喜的是辛苦有了收穫，憂的是要將穀子曬乾繳交給農會，去換肥料，不能直接賣給出價較高的穀商(王永慶年輕時曾因為買賣穀物坐牢)。連自家人要吃的米穀都不能預留，每回要吃多少，都得向農會登記，再行碾製運回家。多數鄉下人都務農為業，對政府以肥料換穀子的不合理制度(肥料價格低，不及穀價的三分之一，政府卻以一比一強行換取農民的穀物，真是嚴重剝削；再者，換回的肥料未必適用，農民還得再花錢買自己需要或合用的，真是雙重損失。)，雖都心有不滿，卻敢怒不敢言。我直到大學畢業多年之後，才了解個中詳情，也明白228事件及白色恐怖在鄉人心中的陰影。
後來繳給農會的額度雖稍有減少，但天災不斷，收成不佳時，繳庫後的穀子已所剩無幾，連自家吃用都不夠，哪能賣出換取現金來活用呢?大家庭裡所有需要以現金開銷的部份，幾乎都仰賴先父的那份微薄薪水，因此，身為老大的先父每月領到的薪水袋都直接交給當家的祖父。多年之後，家母曾經幽怨地對我們訴說，在分家之前，她不曾看過或摸過爸爸的薪水袋，我們姊妹上學所需的衣著及學用品，幾乎全賴母親種菜去賣的所得來支應。
我們家的日子雖然苦，但至少當時還有一份「活水」(爸爸的薪水)挹注家計；而絕大部份的農村家庭都比我們過得更苦，因為他們沒有收入，常常要東借西貸才能度日。
農人要繳稅(田賦)，生產所得又遭政府剝削，生活困苦極，自然供不起子女升學，我的鄰居同學，小學畢業之後，多數去做工或學一計之長，來貼補家計。曾經創造「台灣經濟奇蹟」的高雄出口加工區，其生產線上的工人絕大部份來自農村，我的同學，便有不少人離鄉別井到那裡。
我唸中學時，眷村來的軍人子弟，可以享受「學費全免、雜費減半」的優惠(也免繳「勞軍費、敬師金」)，後來改成軍公教子女「教育補助費」，幾乎全額補貼，至今軍工教薪資遠高於民間企業，補助依舊。最可憐的就屬靠天吃飯的農人，工時長，收入微薄，「生食都不夠，哪有得晒乾?」，其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自然比軍公教階層的人少很多，想藉知識來脫貧翻身的機會自然也相對少。
沒想到半世紀過了，我們的農村依舊這麼苦，被政府剝削的情況沒有改善，還要面對更強大的官商勾結、近乎強盜式掠奪的惡勢力，逼得農人不得不走上街頭，我既悲傷又憤怒。因此，我雖非農夫，但7月16日那天傍晚，我跟一些年輕朋友相約一起走上凱達格蘭大道，聲援來自農村的抗議活動，希望政府信守承諾，還給土地和農民朋友一個公道。
如果良田都被徵去蓋廠房，就算國人都有上億家產(天方夜談吧??)，我們可以吃「晶圓片、面板」維生嗎？我們能吃「房子、工廠」活下去嗎？我們還是得吃土地種出來的五穀蔬果才能活下去呀！那麼，保有足夠的良田來種植稻米就有絕對必要！何況我們台灣目前的糧食自給率還不到4成，怎能再廢良田呢？歐洲先進國家正拚命找可耕地來確保糧食無匱乏之虞，我們的政府卻反其道而行，難道咱只會「圈地搶水」的「大有為」政府，已有應付「糧荒」的萬全準備了嗎？
為了感恩提供糧食蔬果給我們的辛勤的農人，為了後世子孫能保有活命的根本，為了我們還有許多務農的親友，為了謹記先人「食水唸著水源頭」「食米穀拜田頭」的訓誨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向政府大聲疾呼「請停止徵收良田！」「請還我們土地正義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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